
1924年11月5日配资头条网,北京紫禁城的朱红大门被冯玉祥的国民军重重包围,年仅18岁的溥仪,在鹿钟麟部队的威压下,被限时3小时搬出这座他居住了12年的皇宫。
没有百官护送,更没有体面的“送别”仪式,这位清朝的末代皇帝,只能灰头土脸地带着少量的随从和私产,狼狈走出了宫门,
消息一出,整个北洋朝野瞬间沸腾。
一方面,冯玉祥直言此举是“扫除共和耻辱”;另一方面,北洋元老段祺瑞当场拍碎了茶盅,怒斥此举是“背信弃义”,而“东北王”张作霖更是扬言要“主持公道”。至于那些清室遗老们,一个个更是哭天抢地、拼死奔走。

电影《末代皇帝》中的溥仪与两位皇妃
但最令人费解的是,尽管有两大北洋巨头公开撑腰,但是溥仪自始至终都没能再踏回紫禁城一步。
在今天看来,这场看似简单的“逼宫”,从来都不是冯玉祥的一意孤行,背后蕴藏着北洋各派的权力暗战、舆论的激烈交锋,更藏着一个旧时代落幕的必然。
1)溥仪紫禁城的体面,藏着身不由己
很多人都有个误解,觉得辛亥革命后溥仪退位,就彻底沦为了普通人。
实则不然,1912年民国政府与清室签订的《清室优待条件》,给予了这位逊帝一个足够“体面”的退路:
继续居住在紫禁城,保留帝号,每年可领取400万优待费,能在宫墙之内过着“关门做皇帝”的日子,身边还有太监、宫女伺候,俨然一个“国中之国”。

电影《末代皇帝》中的幼年溥仪
但是,这份看似优厚的待遇,从一开始就充满了虚假与变数;溥仪看似是紫禁城的主人,实则早已被卷入北洋各派的权力博弈中,身不由己。
一方面,民国政府常年财政支绌,承诺的400万优待费屡屡拖欠。
对此,《国闻周报》曾直言,“优待岁费四百万元,常因财政支绌而有拖欠”,清室的日子早已不如表面光鲜,甚至要靠变卖宫中文物维持生计。
另一方面,北洋各派对清室的态度截然不同。
段祺瑞、张作霖等北洋元老,因与清室有旧交,表面上对溥仪恭敬有加,实则只是碍于传统情面,本质上还是为了自身利益。
反观冯玉祥、吴佩孚等新派军阀人物,早已对清室的特权心生不满,多次提议废除优待条件,尤其是冯玉祥,早在1917年张勋复辟时,就曾通电要求驱逐溥仪、取消优待费。

北洋军阀关系图
当然,更关键的是舆论场上的尖锐分歧。
尽管很多民众对帝制持有一定程度的同情,甚至将溥仪视作“真龙天子”;但新派知识分子们普遍反对清室继续享有特权,认为这是对共和的亵渎,更是复辟的隐患。
这种多方拉扯的矛盾,像一颗定时炸弹,为后来溥仪被逐出宫埋下了深深的伏笔。
2)冯玉祥驱逐溥仪,绝非一时冲动
正是这种尴尬又脆弱的处境,让1924年的那场政变来得猝不及防。
当天,鹿钟麟率军入宫,态度强硬地告知清室“如不即刻迁出,将采取强制措施”,逼迫溥仪在3小时内搬离,彻底终结了他在紫禁城的12年生活。
据《晨报》记载,当时溥仪惊慌失措,连收拾私产的时间都十分仓促,这一场景被媒体详细记录,成为北洋乱世中最具标志性的一幕。

电影《末代皇帝》中被驱逐的溥仪
很多人疑惑,冯玉祥为何敢如此大胆,公然与整个北洋旧势力为敌?其实,这绝非一时冲动,而是他革命理想与功利主义的双重考量。
从理想层面来说,冯玉祥早有反清之心。
他在《冯玉祥选集》中回忆,辛亥年滦州起义失败后,曾暗暗发誓:“假若有一天我能风云际会,誓必继续死难同志的遗志,推翻万恶的清政府”。
在他看来,紫禁城的小朝廷是“共和的祸根”,“在中华民国的领土内,竟然还存在着这样一个废清皇帝的小朝廷,这不仅是中华民国的耻辱,且是中外野心家时刻企图利用的祸根”。
所以,驱逐溥仪,就是要完成辛亥革命未竟的事业。
从功利层面来说,此时冯玉祥正发动北京政变、倒戈反直,驱逐溥仪恰好能为他的政变披上“道义外衣”。
新派知识分子们本就强烈反对清室优待条款,此举无疑契合了舆论诉求,正如学者潘公展所说的那样,“冯氏入京而后,当以此事最为国人所称许”,也让冯玉祥迅速赢得新派力量支持,稳稳巩固了自身政治地位。

冯玉祥资料图
更值得注意的是,冯玉祥的行动极为迅速,快到段祺瑞、张作霖都来不及阻拦,清室遗老们更是猝不及防。
根据罗振玉《集蓼编》当中的记载,他在11月5日清晨前往天津,傍晚抵达时才得知北京发生了这一变故,“闻之神魂飞越”,而此前日本兵营军官竹本多吉还判断,“一二日内或不至变”,足见事变之突然。
当天下午1点,溥仪被迫前往醇王府居住,曾经的“天子”一夜之间沦为“平民”。
与此同时,冯玉祥迅速推动成立了清室善后委员会,聘请李石曾、吴稚晖、陈垣等学界名流任职,负责将清室财产清点工作公开化,旨在进一步巩固了行动的合法性。可以说,溥仪的人生轨迹也从这一刻起彻底改写。
3)溥仪为什么回不了紫禁城?
冯玉祥的雷霆手段,不仅彻底激怒了清室的遗老遗少们,也让一直同情清室的段祺瑞、张作霖二人坐不住了。

左三位张作霖,左四位段祺瑞
就在溥仪被逐的当天,郑孝胥、陈宝琛就以无线电联名向天津的段祺瑞、张作霖求援。
段祺瑞很快复电称,“已于三时电致冯、胡、孙,沮其暴举”,甚至在冯玉祥代表刘之龙面前,当场拍碎了茶盅,怒斥冯玉祥“优待条件我所手订,且各国使馆均有案,岂容一手撕破乎”。
另一边的张作霖也同样愤怒。
据溥仪的老师庄士敦回忆,有英国人亲眼见到他接到消息后怒不可遏,公开表态要“主持公道”。此外,一些满洲王公也以载沣、载涛等人的名义致函张作霖,拼命请求营救溥仪。
一时间,所有人都觉得,有这两大北洋巨头撑腰,溥仪重回紫禁城只是时间问题。
可令人意外的是,即便后来段祺瑞就任临时执政、张作霖率军进驻北京,他们也始终没能兑现承诺,让溥仪再踏回紫禁城一步。
究其原因,主要有以下两点。
首先,是冯玉祥的国民军牢牢掌控着北京局势。
冯玉祥虽未直接掌控政权,但他的军队仍驻守北京,对段祺瑞、张作霖形成了强有力的牵制。
吴焘在日记中记载,“执政(段祺瑞)不过一傀儡耳,冯玉祥之所为彼固不敢过问也”;李石曾也坦言,“段之时期,国民军仍握北京兵力,关于此事(即协助溥仪重返紫禁城),奉方亦不助段,故无能如何于故宫事也”。
这种军事上的牵制,让手握实权的段、张二人也不敢轻易冒险,更不敢贸然恢复清室优待。

电影《末代皇帝》中的溥仪
第二个原因,是舆论的巨大压力。
当时的舆论场,早已形成了“共和与复辟非此即彼”的共识,任何试图恢复清室原状的举动,都会被解读为“谋求复辟”,遭到全国舆论的谴责。
最典型的便是胡适,1924年11月5日,他得知溥仪被逐后致信王正廷,认为“清室优待条件乃是一种国际的信义,条约的关系”,反对冯玉祥的强硬手段,结果遭到激进青年的猛烈抨击。
学者毛壮侯指责他“简直要复辟了”,另一位学者董秋芳也惋惜表示,“蔽护不伦不类的清室的语调,不出之于乡村遗老之口,而倡之于‘自古成功在尝试’的先生”。
后来,胡适也承认,自己一度陷入“谩骂之声,诬蔑之话”的包围当中。
段祺瑞、张作霖二人虽有实力,却都不愿意背上“支持复辟”的骂名。张作霖就曾对庄士敦表示,自己“只能采取一些不致引起共和派猜疑的行动”,段祺瑞则干脆将恢复优待的问题推给善后会议,最终不了了之。
所以,两人只能将对清室的同情藏在心里,终究没能出手相助。

电影《末代皇帝》中的溥仪
4)注定逃亡的惨淡结局
求助无门、回宫无望,被逐后的溥仪,只能踏上颠沛流离的逃亡之路。
1924年11月29日,在陈宝琛、郑孝胥、庄士敦的带领下,他秘密逃出醇王府,避居东交民巷的日本使馆——此时的他,早已对段祺瑞、张作霖失去信心,满心都是自身安全的担忧。
据《申报》报道,溥仪出逃后,段祺瑞一度表示不满,但在日本外交官芳泽谦吉的斡旋下,最终也只能予以谅解。
舆论对溥仪的态度,也从最初的同情逐渐转向复杂。
周作人坦言,“我不知道他出奔的理由,但总觉得十分残忍”,但也有不少人认为,溥仪避居外国使馆,已然失去“民国公民”的立场,不应再享受任何优待。
1925年2月23日晚,溥仪在日本人的帮助下,秘密乘坐火车前往天津,在日租界的张园、静园先后居住了7年。

老照片中的溥仪及其家族成员
在这段时间里,他始终没有放弃“复辟”的念头,暗中联络遗老遗少以及各方势力。除此之外,以郑孝胥、罗振玉为首的“保皇派”人士们也一直为他奔走,试图借助日本势力东山再起。
溥仪的出宫,不仅改写了他个人的命运,更成为北洋局势变化的重要节点。
国民军通过此举赢得舆论支持,势力逐渐壮大;段祺瑞、张作霖虽掌控北京政权,却因不敢恢复清室优待而威望受损,北洋各派的矛盾也愈发尖锐。
1925年7月31日,清室善后委员会在点查故宫养心殿时,发现了大量1924年春夏间的复辟密谋文件,包括康有为请庄士敦代奏的游说函、金梁的复辟条陈等。
这些文件公开后,舆论对清室的敌意达到顶峰。
钱玄同怒斥溥仪“一九二四年,他又嗾使他的底下人图谋不轨,伪奏昭昭,魑魅魍魉原形尽露”,彻底堵死了溥仪回宫的可能。
10月10日,故宫博物院举行开院典礼,黄郛在演说中明确表示,“如有破坏博物院者,即为破坏民国之佳节”,这一表态,更彻底巩固了溥仪无法回宫的事实。

拍摄于上世纪20年代的紫禁城老照片
1926年4月,国民军撤出了北京,奉军与直鲁联军重新掌控了北方局势。于是,清室遗老再次蠢蠢欲动,要求恢复1924年11月前的优待条件。
吴佩孚收到了清室来信后虽有犹豫,但最终还是以“恐受复辟嫌疑”为由,下令予以搁置,内务部也明确反对,认为“复辟阴谋,并未全熄,若径予恢复,则有种种危险”。
实际上,此时的北洋军阀,早已自顾不暇,北伐军的推进让他们陷入绝境,根本无力顾及清室的诉求。
5)尾声
说到底,溥仪的结局,从来都不是他个人的悲剧,而是时代的悲剧。他是封建帝制的最后一个象征,而1924年的中国,共和的浪潮早已不可阻挡,北洋军阀的混战、新派力量的崛起,都注定了他“黯然下课”的结局。
紫禁城的大门,一旦关上,就再也不会为他打开;这场出宫事件,也成为北洋乱世的缩影,默默见证着一个旧时代的彻底落幕。

电影《末代皇帝》中成为“满洲国皇帝”的溥仪
但令几乎所有中国人都没想到的是,几年后的1932年3月配资头条网,溥仪居然以“满洲国执政”的身份再度粉墨登场了;两年后的3月1日,他更是在关东军的扶持下,在“新京”即长春的南郊杏花村举行了登基典礼,成为了所谓“大满洲帝国”的“皇帝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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